長久以來，我們的時間感一直由行星運動定義。早在知曉地球繞軸自轉和繞日公轉之前，我們就在談論“天”和“年”。月亮的圓缺給了我們“月”的概念，太陽的升落給了我們“正午”的概念，即當(白天)太陽達到最高點時，當然這取決於你所處的經度，埃克塞特比倫敦要晚14分鍾。
由於這幾年大家對健康意識的提高，也讓越來越多的運動型產品進入我們的生活裡面，比如最常見的就是其中一個常見的高科技產品，除了監測我們的心跳頻率之外還可以監測到我們的身體問題。人們自然傾向根據當地天文觀測來設定時鍾。如果您只與當地人協調，例如我們都住在埃克塞特，約定19:00見面，那沒有問題，至於200英裏外的倫敦是19:14根本無關緊要。然而，當火車連接埃克塞特和倫敦 - 中途停靠多個其他城鎮，每個都有自己的時間 - 我們面臨著一場組織噩夢。
早期的英國火車時刻表這樣提醒旅客，“倫敦時間比雷丁時間早約4分鍾，比賽倫塞斯特時間早約7分半”等等，但是這讓很多乘客感到困惑。更嚴重的是，駕駛員和信號員也是如此，增加了碰撞的風險。
於是鐵路系統開始采用“鐵路時間”，後者基於格林尼治標准時間，由著名的天文台設立。一些市政專家迅速領悟了國家標准化時間的實用性，其他人則對這種以大都市為基准的強制規定表示憤慨，堅持他們的時間 - 正如Flying Post宣稱，帶著迷人的狹隘主義 - 才是“正確的時間”(the correct time)。
好多年間，埃克塞特教長都拒絕調整城市大教堂的時鍾。其實，根本就沒有什么“正確的時間”。如同貨幣價值，這是一個協議，其實用性源自得到廣泛的接受。
解決經度難題
大西方(GWR)等鐵路公司非常重視准確計時
沒有“正確的時間”，但存在准確計時。時間回溯到1656年，一名叫做克裏斯蒂安·惠更斯的荷蘭人。當然，惠更斯之前，也有時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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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在一個越來越重要的生活領域，能否保持准確計時具有重大的經濟意義：航行。通過觀察太陽角度，水手們可以計算自己的緯度，而具體經度只能猜測。一旦出錯 - 經常如此 - 船只抵達之地距離導航員預想中的目的地相去數百英裏，有時後果是災難性的。
惠更斯的擺鍾比先前任何設備都要精准超過60倍，但仍有改進空間
准確計時如何作用?如果知道格林尼治天文台 - 或任何其他參考點 - 什么時候迎來正午，就可以觀察太陽，計算時差，得出距離。惠更斯的擺鍾比先前任何設備都要精准超過60倍，但日誤差仍有15秒，長途航行中累計起來也很可觀。況且，飄搖沉浮的甲板上，擺鍾也難以規律運作。
海洋國家的統治者深刻地意識到經度問題：早在惠更斯的擺鍾問世將近一個世紀前，西班牙國王就懸賞尋求解決方案。眾所周知，後來是英國政府拿出獎金，終於在十八世紀英國人約翰·哈裏森苦心孤詣，打造出日誤差僅有幾秒的、足夠准確的設備。
雖然埃克塞特教長固執己見，但全世界已經就“正確的時間” - 協調世界時(UTC) - 達成一致，其媒介是全球不同的時區。通常，這些時區約定太陽升至最高點時是正午，但也有例外。
自從毛主席廢除中國的五個時區，決定全國統一采用北京時間，西藏和新疆的居民日出後不久就能聽到正午12點的鍾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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